即便是受教育水平相当的群体，其发现和获取法律信息的渠道也会存在差异。

11两极:《俄罗斯宪法评释》, 《闽星》1920年第2期、第3期和第6期。有的著作用部分篇幅专门介绍苏俄宪法, 如朱采真1929年《宪法新论》、李铁铮译1931年《欧洲新民主宪法之比较的研究》、潘大逵1931年《欧美各国宪法史》、田原1932年《政治学》、胡越1933年《比较政治》、张知本1933年《宪法论》、章渊若1934年《现代宪政论———中国制宪问题》、张庆泰1935年《欧洲政府》等。

35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新青年》1924年第3期, 第1页。(二) 中国共产党宣传苏俄宪法 尽管苏俄宪法随苏维埃进入了党的一大重要文件, 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俄宪法的宣传并没有停止, 因为国内误解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仍然不断涌现, 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苏俄宪法的了解也严重不足。[60]列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于1917年9月写成《国家与革命》一书。梁启超组团观察巴黎和会, 旨在维护山东权益, 为中国外交出力。45唐国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宪政落实》, 《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第2页。

刘绍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盟》提到, 各自治共和国的宪法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相同。高一涵1922年发表的《我国宪法与欧洲新宪法之比较》一文援引苏俄宪法第3、18、49、79条, [21]与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 而他1919年发表的《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一文所援引的并不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具体而言就表现为，决定者应当主要参考听证程序所确定的证据、依据，以及听证人在听证报告中提出的处理意见作出行政决定，由此听证程序能够对行政决定产生实质的拘束力。

参见Lon L. Fuller, 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 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 (1978-1979), p. 353。这是因为，一方面，个案裁决型听证是对行政争议的化解，在这过程中也需要关照到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主体。第一，程序各方主体角色分化明确，以保证对抗互动关系的成立，即听证的两方参加人能够在程序中公平对等地就争议进行抗辩。以行政过程为视角，并结合行政权的特征，听证程序的类型划分表现为一个广泛的光谱，在光谱的两端分别为行政听证程序的两种理想类型，可将其概括为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

当个人作为国家成员处于积极地位时，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发生了重合，也就是个人化的权益被归入一种共同的形式，整个行政过程表现为行政机关为了个人利益而展开活动。从立法模式来看，我国主要采取了针对不同行政行为类型、行政活动领域进行单行立法的路径，但其中听证程序具体内容的设定仍然是单一化的，且主要为一系列庭审意味浓厚的流程。

但是在美国行政法中，行政机关可以分别以命令（order）和规则（rule）的形式发布政策，并非先制定规则，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加以执行。即便在不同类型中都适用听证程序，但在具体构造上也不具有明显差异。在个案裁决型的听证程序中，作为参与主体的个人以谋求自由状态和合法权益的实现为目的，其中个人处于消极地位时的程序参与行为体现出最明显的防御特点。[37]在我国现有法规范中，亦有将行政听证程序分为依申请听证与依职权听证的情况，[38]可被视为上述特点的简单例证。

而这样的沟通能否对公共秩序产生影响，即沟通的有效程度，依赖于权益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参见[美]米尔伊安•R. 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113页。第一，处在消极地位时，个人利益被认为具有区别于公共利益的独立价值，公权力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个人权益进行限制。[32]在前一种关系中，参与者所欲达成的目标是相异的，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参与者都能够从中获利。

在传统的行政权理论下，根据行政权不得处分的原理，行政和解或调解受到限制。即便在个案裁决型的案件中应当赋予听证程序较强的拘束力，但这一效力是有限的。

美国法中的行政决定和规则制定都可能具有决策的功能，而且具体选择通过行政决定还是规则制定的方式，来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政策，在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形成型听证不应成为政策草案的宣传过程。

[20] [美]米尔伊安•R. 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而在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这一司法型=正式化陷阱引起的就是，在美国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行为中，所谓的正式听证程序几乎被完全排除。[59] 彭宗超、薛澜、沈旭晖：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4页。[31] 李建华：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及其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65页。（4）相对人有权要求由律师或代理人代表出席（5 U.S.C. §555(b)）。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个案裁决型听证中参加人（也是行政诉讼原告）的重要特点。

2.行政机关的任务变迁 另一个与行政听证分类模式密切相关的因素是行政机关的任务变迁，上述制度雏形，亦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任务变迁的需求。主动地位，处于此种地位的人有权行使严格意义上之政治权利。

[41] 叶必丰：行政和解和调解:基于公众参与和诚实信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第5页。行政决策往往是产生包含政策目标的规范性文件的过程，并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以理想类型的研究进路，在现有制度雏形的基础上，并结合行政机关功能的变迁，可提炼出行政听证的两种纯粹类型——个案裁决型听证和政策形成型听证。[23]因此，行政机关至少需要对为何绕开规则制定程序（通告-评议）来形成政策，作出充分的论证。

[61] [美]杰瑞•L. 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从两个理想类型的划分来看，能进入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具有个案裁决型的特征。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共同目标或者最低限度的共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听证过程之中以及作出决策之时，还应对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底限予以把握。

另有地方性的听证程序规范指明，部门之间可以联合组织听证。前者侧重基于互利互惠的沟通，在典型的个案裁决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调查人员与行政相对人针对具体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往往会形成相异的观点，二者对行政决定的效果期待也是相异的。

（2）口头辩论听证的主持人在存在偏见的可能时应当回避（5 U.S.C. §556(b)）。那么在决定者并无法亲历听证过程时，通过听证人形成的听证报告，并赋予其强拘束力，达成了这一效果。

一方面给付行政的出现要求行政机关积极作为，以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另一方面干预行政变得更为广泛并吸纳了社会权的内涵。本条还规定了另外两类听证参加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听证会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

[31]政策在内容上具有公共性，政策形成的目的是通过多方利益协调，对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对公共秩序进行调整。对于政策形成相关的听证会参加人的选定，多数法规范都明确了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的要求。[35]但是，地位本身所代表的内涵并不仅限于权利，这本质上还表征着个人与国家的一种关系。[50]根据价格听证所涉事项的特征，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利益群体，而为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还应当吸收其他关心价格制定相关议题的主体。

基于共同目标的社会秩序，最典型的代表是选举，关系中主体的参与形式则是投票。二者所代表之权益位于同一坐标轴上、指向相反的方向，处于同一冲突关系中（F1和F2都是针对单一冲突F）。

[6] Mathews v. Eldridge, 424 U.S. 319 (1976). [7] Henry Friendly, Some Kind of Hearing, 12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267 (1974-1975), pp1298-1291. [8]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Grath, 341 U.S. 123, 168 (1951) (Frankfurter, J., concurring); 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 (1970). [9] 从纯粹词义的角度，将adjudication翻译成行政裁决更妥，在美国adjudication倾向于表达类似司法机关的裁决行为，但由于我国行政法中行政裁决有特殊含义，而adjudication具有比我国行政法的行政裁决更广泛的含义，故此处将adjudication翻译成行政决定。与个案争议所不同的是，公共政策或一定领域内的公共秩序，经过听证会以及其他程序后，会对不特定主体发生效力，与其他未参与听证会的主体相比，听证参加人与政策议题的关联性可能更强，但这仅为程度上的差异，并未达到利害关系上的区分度。

[43] Lon L. Fuller, 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 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 (1978-1979), p. 395. [44]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17]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9页。